提示：西辽附庸国的国王们都享受着“菊尔汗”的待遇，“菊尔汗”意为“汗中之汗”，虽然附庸了西辽，但在其所管理范围内依然是自己说了算，类似于自治，而“沙黑纳”不过是收取年贡或者税银而已。这对一个政权来说是极其要命的，事实也是契丹人能迅速雄踞中亚东部，并不是东亚军事水平临驾世界同期水准的体现，而是宽泛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实行后出现的短暂繁荣。
不管怎么说，耶律大石都是一位英雄。他的意义在于率领辽国余部，在新疆中亚地区建立的契丹政权，并在那里范围极广地传播了中国文化。历史上把这个王朝叫作西辽，亦称哈剌契丹或黑契丹。“哈剌”是音译，带有明显的中国文化色彩，即属水的北方在五行学说里代表的黑色。西辽人将自己的王朝命名为“哈剌”，当然只有一个用意，那就是他们的根在中国，他们属于中国的北方之人。
这一点，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是完全一样的，“喀喇”同“哈剌”，都是中国北方的意思。喀喇汗王朝虽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但其君主在其汗名前，却有意识地加上了“桃花石”三个字，而一些史籍表明，“桃花石”之意即是中国。事实也是喀喇汗王朝是中国古代最西边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朝贡宋朝中央政府。
这个王朝后来转为西辽的附庸，让音译的“喀喇”与“哈剌”完全重合成了“中国的”。年，当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巩固住地位之后，开始扩大领域。年初，喀喇汗王朝主易卜拉欣听说耶律大石率领大军驻扎在边境，便派出使臣，请求他到他的都城巴拉沙衮去。
今天，我们很多史学家都说，易卜拉欣这么做，是因为葛逻禄人和康里人不再服从他，而且经常欺凌他，袭击他的部属和牲畜，使他无法控制局势。进而将他定性为“一个无能的人”。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但明显有些局限了，我们不说易卜拉欣“渴闲求能”的境界，单凭伊斯兰教主张和平、宽容、仁慈的基本教义，易卜拉欣的这种做法就很难能可贵了——没有什么能比和平更重要。
耶律大石接到请求后，便率领大军开进巴拉沙衮。耶律大石把易卜拉欣汗降封为王，保存了东部喀喇汗王朝对喀什噶尔与和田的统治，作为附庸国；同时也对这些地区派出军队。巴拉沙衮地区，是可耕可牧的“善地”。于是，耶律大石决定建都巴拉沙衮，后将其改名为虎思斡耳朵，改延庆三年为康国元年。他把沙黑纳（意为监督官）派往各地，康里人也服从了他的统治。（魏良弢《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年11月）
在这里，“沙黑纳”这个名称或者职位应该被我们注意，它是波斯语shahna，相当于突厥语的“巴思哈”(basqaq)。这个职位在后来蒙元帝国中被得到广泛应用，即“达鲁花赤”，亦做“答鲁合臣”、“达鲁噶齐”。在蒙古语中意为“镇守者”。达鲁花赤是蒙元时期具有蒙古民族特点和设置最为普遍的官职,始设于成吉思汗时期，有元一代置而不废。今天的史家普遍认为，对这一官职作系统全面的探讨将有助于蒙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尤其是职官制度、民族关系以及元代中国与周邻国家和地区关系的深入研究。
现在，我们基本可以了解到达鲁花赤是怎么来的，虽不能直接说成吉思汗是学习了耶律大石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面是有一定传承的。而这一设置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及政治走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史实，即西辽是伊斯兰教传人中亚和新疆西部、南部地区以来，在这里建立的第一个非伊斯兰政权，跟随耶律大石西征的军队中有大批汉人，因此这个政权典章制度除作必要的变通和修改外，始终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在各方面都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文化特色。虽然僻处西域，耶律大石依然仿照辽国旧制，上尊号为“天佑皇帝”，并改元为“延庆”，册立皇妃萧氏为“昭德皇后”；同时规定王朝官方语言为汉语。这不仅到其附庸国产生影响，而且成了中国文化向更广阔范围传播的基础。
当时，西辽统治的地域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生活在这里的民族除契丹族外，还有汉、回鹘、葛逻禄、样磨、塔吉克、栗特、吐蕃、蒙古等民族和操回鹘语的一些部落，还有波斯人、阿拉伯人、叙利亚、犹太人等。流行的宗教有佛教、儒教、伊斯兰教、袄教、摩尼教、景教、道教、萨满教、犹太教等等。其中伊斯兰教和佛教是信仰民族和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两个宗教。
虽然，西辽的建立改变了过去喀喇汗国法定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但西辽并没有将佛教定为国教，相应地由于其宽泛的民族宗教政策，使佛教、伊斯兰教、景教、萨满教、摩尼教和犹太教在其境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呈现出了一派宗教多元的局面。而这又是为什么呢？即要回到我们前文中所说的“沙黑纳”这一设置或者是制度。
根据史料记载，西辽对其归并的地域的城乡居民的所有权没有做任何改变，耕地仍归居民耕种。居民只交很轻的税，每户纳一个狄纳尔（中亚地区金币，重约7～8克）。对其附庸国的国王采取的办法是，让他们继续统治本土，发给他们一块银牌做为归顺的标志，而西辽政府派一名沙黑纳派驻在那里，负责征收年贡以满足政府所需。
这样做可以减少征伐以及所需，快速完成自我统治，在短时间内使社会出现繁荣安定之局面，但从长远来看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甚至会适得其反。西辽的建立者当然是清楚这些的，但初到中亚的他们似乎是除此之外并无他法，也就是说只能以此维持现状，并没有能力将意识层面的东西渗透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这也为西辽的快速灭亡打下了伏笔。
我们应该看到，西辽附庸国的国王们都享受着“菊尔汗”的待遇，“菊尔汗”意为“汗中之汗”，虽然附庸了西辽，但在其所管理范围内依然是自己说了算，类似于自治，而“沙黑纳”不过是收取年贡或者税银而已。这对一个政权来说是极其要命的，事实也是契丹人能迅速雄踞中亚东部，并不是东亚军事水平临驾世界同期水准的体现，而是宽泛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实行后出现的短暂繁荣。到其未期真正意识到这一问题，已经或多或少有些来不及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西辽的建立曾经一度使伊斯兰教失去了过去的独尊地位，从而既有利于遏制伊斯兰教上层势力的膨胀，防止其以势干政。让人感到可惜的是，蒙古帝国崛起后，虽说于年灭消西辽，但却“传承”了“沙黑纳”制度，只注重而不十分重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塑造，进而使蒙元帝国同西辽一样，成了一个短命的王朝。
今天，很多史家在研究这段历史时，都不愿意深度触及这一点，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也值得我们今人的重视与借鉴，甚至是学习。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只知道收银子的政权也许在短时间内将文化传播得更远，但自身却不会走得很远。（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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