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两宋整体上是中国古代审美的精致

前言

如果说中晚唐时期的李德裕和白居易开辟了一个不仅将石头当实用器物，同时也以无功利的精神性态度面对石头，自觉地以石头为审美对象，聚焦于其突出的形色声纹之美，以玩石过精神生活的时代，因而整体上实现了审美自觉，那么到两宋时期，作为自然审美的赏石进入一个对各类石头进行精赏细品的新阶段。

欲了解宋代石文化和赏石基本情形，两宋间杜绾所撰的《云林石谱》便是一个必要门径，因为它是中国古代赏石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谱录著作，是两宋石文化的百科全书。本文欲以之为个案，考察宋代赏石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局限。

宋人命石三法关于两宋赏石基本情形，第一个问题就是宋人到底欣赏了哪些石头，其赏石审美视野如何。《云林石谱》三卷记录了石头条，石名种(有3种重出两次)，将此信息作为了解两宋赏石的基本指导当无大谬，因为它在规模上远超本时期任何一本诗文集所包含的时人赏石信息。

对《云林石谱》的讨论可从其石名开始:一方面，可从中了解宋人到底玩赏了哪些石头，其赏石的品种丰富度如何;另一方面，为石头命名同时也体现了时人感知、理解、归纳甚至评价石头的主观信息，石名上寄托了时人如何赏石的信息，承载了其特殊的审美趣味和视野。

当然，《云林石谱》首先是一本综合性的石文化著作，然后方可将它理解为一部关于宋人石审美的谱录，因为它记录石头的目的不仅是审美，尚有物质利用意图。《云林石谱》的首要贡献便是其对历代赏石知识与经验的汇积之功，它在三卷的规模内汇集了种石名，两宋赏石总体面貌据此得以呈现。

本谱以逐个点名的形式呈现石头，并未进一步对石头做分类的工作。然而，通过清理这些石名仍可见出其命石的基本思路。以地名石，即以某石最早或最知名出产地作为某石之名，是《云林石谱》为石命名的第一种方式，比如“青州石”“昆山石”和“洛河石”。

在《云林石谱》所载的种石头中，属此者凡80种，居其石名的三分之二，当是宋人命石的主流形态，此习一直延续至今，比如当代赏石中之名流———“灵璧石”“太湖石”和“英石”。需注意者，本谱以地命石并无一定之规。其中有大名，即以某石产出地所属州府或“军”级地名命石，凡此者最多，有40例，闻名至今的“太湖石”即属此例。

实际上，“太湖石”在唐代即属名石，为白居易所喜。有中名，即以某石产出地所属县之名称呼此石，遵此者有16例，闻名至今的“灵璧石”即其代表。《云林石谱》以“灵璧石”开篇，可见其在宋代赏石史上之地位。有小名，其地理范围小于县，即以某石产出地所属县域中某乡镇或山水之名命石，凡此者有24例，其数量仅次于大名之例，如“蛮溪石”“方山石”等。

据此可知，宋人以地命石中当以大名与小名为通例，中名则其次也。以形色名石乃《云林石谱》石名的第二种，凡此者有24种，其数量仅次于以地命石者，如“石笋”“钟乳”“玛瑙石”“螺子石”和“桃花石”等，亦当属于宋人命石之主流方式。此外又有以人命石者，如“何君石”和“苏氏排衙石”等。

此乃宋人命石之第三种，可谓之“以境名石”，此种命石法同样存在于《宣和石谱》中，如“万寿老松”“独秀”“凝碧”“瑞蔼”“蓬瀛”等。所谓“以境名石”乃指赏石者根据某石的形式特征，加上本人对此石的特殊审美趣味和独特想象，形成关于此石的独特艺术性境界，遂以此境命石，此种情形在《云林石谱》中数量虽不多，但在赏石趣味与视野意义上极具典型性，因而仍属宋人命石头的主流方法。

最后一种与前两种命石方法不同，实为一石二名，被称为“壶中九华者”本已有“江州石”之名，被目为“江山小平远”者亦自有“永康石”之名，它们同属以地名石之例。为何会出现一石二名现象?此二名原来分属不同层次。

“江州石”和“永康石”为此二石之类名，属于一级命名，而“壶中九华”和“江山小平远”则为本类个体石头之名，如人的姓名，属于二级命名。一为共名，一为殊名。若“以地名石”之类名主要服务于科学性认知，“以境名石”则主要服务于作为自然审美的赏石。

从美学的角度看，上述三种命石方法中，第一种“以地名石”最方便易记，然而除了提示其产出地外，它不包含特定石头本身的任何信息，在揭示物性上可谓一种弱相关命名法，并不利于赏石者高效率地认识此石，若想具体地认识此石需赖进一步描述。在此意义上，此种命石法尚未开启审美之路，不易建立起与审美的直接关联。

如果说属于此种的“太湖石”和“灵璧石”一直流传于赏石史，从未有人对此异议，乃因在此名称下诸石之外在特性已被赏石者在漫长历史年代反复确认、记忆和熟知，并不能归功于其命名。第二种“以形色名石”与作为审美活动的赏石最为相关，因为它们直接标识每种石头最显著的感性特征，从美学上说是一种高效命名。

然而此种命名的功能也有限，它只开启了形式主义赏石的审美之门，由于尚未触及所赏石头的诸内在特性，离完善赏石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当然，任何名称的功能都是有限的，因此完善赏石当依赖于从不同角度标识石性的一系列概念，而不能寄希望于一次命名。

第三种“以境名石”当属于拓展性命名，因为它们并不直接标识诸石头之内外特性，而指向赏石者对诸石之个性化和主观性审美想象，它强调的是因石而起的一种观念性成果，而非关于石头本身的特性信息。如何认识此种命石法?一方面，它似乎凝结了宋人赏石的高级审美成果———对石头的境界性审美体验;另一方面，由于它已远离石性，故而导致一种主观地对待石头的审美趣味和视野。

“以地名石”之法还存在其他问题。诚然，立足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经验，“以地名石”简单易记，并无不妥。然而当我们把杜绾的《云林石谱》理解为一种博物学性质的谱录性著作，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杜绾对此类石名只是实录而已，他显然并未发现此种命名会有哪些问题。

何为博物学?它应当是博物学家对本人所属特定时代和文化传统中关于特定对象已有知识的系统性整理。作为科学活动，这种整理工作应当有反思性，从而体现其自觉性。杜绾在此石谱中既未为诸石之名理出某种秩序，使读者对这些石头获得某种规律性理解，也未对这些石名提出某种程度的质疑，更没有对如何为石头命名提出自己的见解。

与之相比，清人李渔做得更好一些。李渔在其《闲情偶寄·种植部》中对某些植物的传统名称提出异议，认为名实不能相符，并给出自己的新命名。《云林石谱》“以地名石”案例中存在大、中、小名并行不悖的质朴状态，作为一位博物学家，杜绾面对此种状态没有反思，也没有意识到其必要性，这足以说明他对石名所包含的名实关系及其功能并没有自觉，因而未实现“命名”的自觉。

命名实乃博物学的关键环节，是博物学正确地出发，实现科学探究与日常生活经验分离，从而建立起关于自然的独立性知识系统的初始门径。某种意义上说，“命名”的不自觉可以典型地标识整个博物学的不自觉。

理想的谱录学应当属于博物学，即对已有经验与知识进行反思性整理，以命名为关键环节，体现自然对象间纵横两方面内在关联，进而概括出建立知识秩序的基本准则。正因如此，进入18世纪，命名与分类成为西方博物学家们的基础性工作，他们正是凭借此项工作，建立起区别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全新知识结构，又据此而探测其背后的自然秩序。

《云林石谱》在“命名”上的不自觉既是作者杜绾的个人局限，也是其所属时代的局限，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博物学的局限。因为中国古代大部分谱录著作满足于沿用日常生活概念，未针对物名做反思性工作，也未着意于旨在体现众物间内在秩序的分类工作，故而未实现“博物学”的自觉。

诚然，先秦思想家们就提出名实问题，儒家历来重视“正名”。然而这种“命名”意识仅限于社会秩序视野，谱录学家们对自然对象之名则大多满足于其已有之日常生活命名，

未能像西方近代博物学那样对日常生活物名正面提出反思性“学科化再命名”的问题，未能建构一种独立于日常生活经验的新的学科命名系统，因而也就未能出现一种明晰地体现自然物间纵横、内外秩序的知识系统。这种博物学意义上“命名”的不自觉极大地制约了以探索自然秩序、建构自然知识为宗旨的自然科学整体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