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国”，具体来说，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中国”这个词汇的历史。其实对于“中国”这个词汇，许多朋友存在一些误解，觉得虽然中国的历史很长，但似乎“中国”这个词汇只是在年之后都用来指代我们这个国家，而在年之前，似乎人们都只会使用朝代名，或者使用“华夏”、“九州”、“神州”等等看起来更“古朴”的代称。网上甚至有“中国”和“中国人”一词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发明的说法。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中国”这个词其实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出现，而且从很早开始就已经成为了大致与现代中国相当的这块土地的常用称呼，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国”这个词汇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
早期“中国”一词的含义
其实要说明哪个朝代是不是中国历史，首先做明确的恐怕就是中国的含义。虽然“中国”作为现代中国这块土地的正式国号确实是始自年，但其实“中国”这个名称，却至少是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经出现了。桃花石杂谈之所以说的这么肯定是因为，人们在现代发掘出土的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确实发现了这两个字。
“何尊”实物这件青铜器现在被称为“何尊”，因为它是一位姓何的贵族用于祭祀的酒器。这件器物年在陕西省出土，不久之后人们就发现在它的内底刻有个铭文，其中有一句话提到：
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武王灭商之后以后来西周的东都成周（今河南洛阳）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因为何尊是目前已知的“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因此它的价值也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在年，何尊成为了第一批公布的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
“何尊”铭文里的“中国”二字（红圈）而通过上下文可以知道，何尊中所提到的中国，在当时基本上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因为当时这个地区是周王室直接统辖的核心区域之一，而且在以周王室为核心的西周封建体系内，这一区域相对也处于比较靠近中心的位置。
而在此之后，一些经典古籍里提到中国一词也是并不罕见的。比如在先秦时期的经典《尚书》里就曾提到周公曾对卫康叔说：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这意思也就是说上天已经把中国的臣民和疆土交给了先王，而其实这里的“中国”一词，其含义相对于“何尊”里的含义已经有了一些扩展，可以说这里的“中国”已经是指周王朝统治下的整个区域了。
虽然现在能看到的《尚书》具体成书年代也有争议，可能并不像它宣称的那样是夏商周三代君王讲话实录，但《尚书》多数篇幅的成书年代应该不晚于春秋战国时期，所以通过其中的记载也可以看出：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一词其实已经和现代的中国有了相似的含义。而除了《尚书》之外，同样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礼记》里，也曾提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这里将“中国”与戎夷并列，很明显中国也是指当时臣服于周天子的所有地区。
秦汉以后“中国”一词的含义
而后来随着秦朝确立大一统王朝，以及汉朝的疆土扩展以及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增加，其实中国这个词的含义就随之开始逐渐扩展。而此时“中国”这个词就已经越来越多地开始指代中原王朝了。比如在年，一支中日联合考察队在新疆和田民丰县尼雅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出土了一件蜀锦护膊，而上面的两行字立刻引起了轰动，因为那两行字写的是：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蜀锦实物照片虽然这句话是汉朝的文言文，但基本上会中文的朋友也都能看明白，结合当时的一些史料和其它一些织锦分析，这里的“中国”无疑是在指中原王朝，也就是汉朝，而不是狭义的中原地区。除此之外，当时的许多史料里也开始不带褒贬评判色彩地使用“中国”一词指代汉朝，而这个含义及其用法可以说已经和现代的含义非常接近了。比如《史记·大宛传》里关于张骞通西域的记载中，就曾说：
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
也就是把当时可能由希腊人在今天阿富汗建立的大夏王国以及波斯的安息王国与中国并列，而且说其与“中国同”，很明显对其并没有贬义。而在提到安息人，也就是波斯人时，则说“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也就是认为波斯人和中国人很像，只是衣冠服饰和中国人不同。《后汉书》里介绍大秦国，也就是罗马帝国时，也说“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不过此时“中国”一词，其最初的含义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在秦汉之后的数百年，“中国”一词在很多时候还是指狭义的地理概念，即最初“中国”一词的发源地，也就是华北平原周边地区。比如在三国时期，魏国自称“中国”，因为它自认继承了汉朝的正统。但吴国也曾将魏国称为“中国”，因为魏国地处华北平原，是传统上狭义的“中国”指代的地区。
说文解字将夏字解释为“中国之人也”而在后来，这种用法其实也曾经流行过几百年。比如在西晋灭亡之后，南迁的东晋乃至后来的南朝尽管自认为正统，也曾长期自称中国，但在某些场合，他们却也曾使用过狭义的“中国”一词，用其指代当时统治北方中原地区的十六国和北朝。比如南朝刘宋的书籍《世说新语》里，就曾有“江左地促，不如中国”的说法。
而与此同时，入主北方地区的一些游牧民族政权也开始自称“中国”。比如慕容鲜卑所建立的前燕，其开国皇帝慕容俊在接待东晋使臣时，说自己“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而之后北朝各朝也都继续自称“中国”。可以说自此之后，“中国”一词就已经成为了自视为中原正统的政权的自称，同时也成为了后人对被接纳为中原正统的朝代的称呼。
慕容氏建立的前燕也曾自称“中国”再往后，源自北朝的隋唐两代先后统一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王朝，他们在对外交往时也都经常会使用中国一词。比如唐朝时的《唐会要》里就曾多次将“中国”与“波斯”和“大秦”并列。因为本身隋唐就是大一统王朝，所以此时广义“中国”和狭义“中国”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统一。
不过在唐朝灭亡，中国再次陷入分裂之后，狭义“中国”概念在五代十国时期再次得到了凸显，而这时“中国”这个概念很明显已经突破了民族的界限。因为虽然当时统治北方的五个短命朝代里，有三个朝代，即后唐、后晋和后汉都是由出身于西突厥的沙陀人所建立，但因为当时沙陀人已经高度汉化，与汉人差异极小，所以在后来汉人建立的宋朝所编撰的新旧《五代史》里，都把他们视为正统中原王朝，而且在记叙相关史实时，曾多次将其称为“中国”。
只有北方的五代曾被宋朝称为“中国”相反，宋朝却从来没有将南方十国称为“中国”。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更是说出了“十国皆非中国之有也”这样的话。而十国之一的吴越国国王钱镠（liú）也曾叮嘱子孙要“善事中国”，而他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是指当时统治中原地区的后唐。所以在这一时期，因为分裂的局面，狭义的“中国”，也就是以华北平原为代表的中原地区也得到了比较多的使用。同时，认可非汉族政权为“中国”也可以说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语）观念深入人心的一种反映了。
宋元明清所说的“中国”
而到了宋（辽金）元明清时期，可以说中国这个概念就已经完全超越了中原的地域以及民族的界限，变成了所有认同中华文明的政权的自称。比如根据《辽史》记载，建立了契丹（后来的辽朝）的耶律阿保机曾经问自己的臣子说：受命之君应当事天敬神，那么自己现在应该敬谁呢？当时很多臣子都回答说应该敬佛，结果耶律阿保机竟然说“佛非中国教”，所以不愿意敬。然后他听从了儿子耶律倍的建议，建立了孔子庙。所以这段记载很明显说明耶律阿保机自认是中国的君主。而在后世，关于辽金自称“中国”的记载其实也有很多。而与此同时，北宋与南宋也都自称中国，即使是已经远离华北平原的南宋也不例外。
保存在日本东大寺的忽必烈国书文本而到了元朝时，建立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在给日本的国书里曾经责怪日本，说他们：
……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
也就是说他们在历史上跟中国经常有往来，但在自己成为中国君主之后却没有遣使修好。到了明朝，万历皇帝在给日本枭雄丰臣秀吉的诏书里也说“丰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国”。也就是赞赏他当时对中国称臣。
而在清朝，因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国际交往的增加，“中国”这个词也开始得到了更多的运用，而且比之前各朝都还提升了一个档次。比如清朝前期在与俄罗斯签署《尼布楚条约》时，在真正有法律效力的拉丁文里，作为签约方的清朝使用的国名就是拉丁文里的“中国”。而康熙晚年接触到大量西方国家的人员与事物之后，也曾对臣子发出警告说：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而到了晚清，包括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和年颁布的清朝国籍法等法律，都明确以现代法律形式自称为“中国”。
晚清汉满蒙三语教科书，也自称“中国“所以可以说，从至少多年前“中国”一词第一次出现开始，它的含义就与现代“中国”一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就是代表中华文明的区域（在古代君主自认为其代表）。而在后续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一词的含义不断向现代含义靠拢，可以说至少在宋辽金时期，就已经具有了与现代含义相同的内涵。所以关于“中国”一词在近代被发明出来的说法其实完全是个伪命题，而了解了“中国”一词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近代中国将“中国”定为正式国名也是历史的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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