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国古代曾经经历过许多次朝代的更迭,每变更一个朝代,统治者的第一要务就是更改一个心仪的“国号”。不过,尽管理论上国号是一个国家的正式名号,但由于古代消息闭塞等原因,很多时候别的国家并没有严格按照国号称呼中国,而是要么沿用旧称,要么自己进行“命名”。正如中国古代曾称呼阿拉伯帝国为“大食”,称呼古罗马帝国为“大秦”一样,古代的中国也被别国给予了很多奇特有趣的称呼。

目前所知的外国对中国较早的称呼便是“赛里斯”。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人便已经使用“赛里斯”(Seres)来称呼中国人了。一般认为,这一名称来自于汉字的“丝”,而希腊人之所以这样称呼,则是因为从当时中国传来的主要商品便是优质的丝绸。

据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巨著《地理学》记载,曾经有马其顿商人前往过东方国家“Seres”的首都“Sera”。而在《后汉书》当中,则有着东汉永元十二年()时“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的记载。将两方史料结合起来看,它们所说的应当都是汉和帝在首都洛阳接见了来自“蒙奇兜勒”,也就是马其顿的使者,并授予其国国王金印紫绶的历史事件。

除了“赛里斯”外,上文提到的地理学家托勒密还表示遥远的东方还有一个名叫“至那”(Sinae)的国家。让托勒密没想到的是,其实赛里斯与至那都指的是疆域辽阔的中国,而至那这个名称的由来则要追溯到古印度。相比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无疑是中国的近邻,古印度人称中国为“Ci^na-stha^na”,发音近似于至那、震旦。

一般认为,“Ci^na”的称呼是取自“秦”的音译,而它传入西方后,便成为了如今英文“China”、法文“Chine”等称呼中国词汇的词源。直到秦朝灭亡很久以后,国外的许多地方仍然管中国叫“秦”,而与此同时,东汉史书又将位于丝绸之路终点的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叫作“大秦”,这就形成了一段时间内东西方互称“秦”的有趣局面。

唐朝初年,玄奘法师西行归来,口述了《大唐西域记》,其中记载道:“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宣,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就这样,“至那”这个名称不但传向了西方,还传入了中国。至于至那前的“摩诃”,则是梵语当中的美称,将其连用则意为“伟大的至那”。

值得一提的是,至那一词又通过佛教经典传入了日本,并在最初被日本人作为对中国的雅称。到了清朝末年,“至那”或者说“支那”一开始仍然不带有贬义,甚至一些革命志士会主动自称“支那人”,以示和清朝划清界限。然而,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盛行和对中国蔑视的加深,“支那”逐渐成为了一个带有浓厚贬义色彩的称呼,成为了日本侵略者表现优越感的侮辱性词汇。

总的来说,由“秦”演化而来的梵语词汇“Ci^na”经过广泛传播成为了外国对中国最主要的称呼。不管是如今代表中国的“China”还是经历了从雅称到蔑称的“至那”,抑或是被用来为我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命名的“震旦”,都发源于此。除此之外,外国对中国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称呼。

公元十世纪初,我国北方的契丹族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权——辽,这个政权不但让北宋深受其苦,还将势力范围拓展到了中亚地区。由于契丹人的强势,一段时间里“契丹”成为了中亚、西亚乃至东欧地区人们对中国的称谓。时至今日,俄罗斯等国家都还称呼中国为“Китай”,发音即契丹,可见其影响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新疆阿图什县一带发现了大量中亚政权喀喇汗朝时期的钱币,其中十余枚上写着“苏来曼卡得尔桃花石可汗”的字样。据考证,“桃花石”大约在公元七世纪就已经被东罗马帝国史学家用来称呼中国了,而记载著名全真教道人丘处机西行故事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也写道:“桃花石谓汉人也。”关于桃花石一词的由来,一种说法认为是对曾经统治中国北方的“拓跋氏”的音译。

综上所诉,从代表“丝之国”的赛里斯到至那、震旦、契丹、桃花石……这些千奇百怪的名称背后都有各自独特的含义和历史背景。赛里斯体现出了西方对中国丝绸的喜爱,至那、摩诃至那、震旦是中印交流的成果,而契丹、桃花石等或许来自契丹、拓跋氏的称谓则是南北朝、辽宋对峙等特殊时期造就的特殊称呼,同样承载着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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