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学有什么用牛汝辰中国地名掌故词

原创牛汝辰

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它是由音、形、义(包括字面义、指位义和指类义）三要素构成的。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起源、语词构成、含义、演变、分布规律、读写标准化，以及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因此，产生了一些边缘学科，如语言地名学、社会地名学等。

地名学体系主要包括理论地名学和应用地名学。

理论地名学包括：（1）普通地名学；（2）地名学史；（3）地名学方法论；（4）地名语源学等；（5）地名学与交叉学科。

应用地名学包括：（1）地名标准化，如地名规范、地名政策的制订等；（2）地名工具书的编纂；（2）技术地名学，包括新技术的应用，如地名数据库、数字地名、数字城市地名数据库的建立和运用等；（3）地名档案管理;(4)地名普查。

在我国，地名研究源远流长。在甲骨文中就有多处地名的记述。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地名研究的萌芽，如提出了“山南、水北为阳”以及“名从主人”的地名除名原则。晋代京相璠的《春秋土地名》是我国第一部地名词典。到唐宋年间，地名沿革的研究兴盛，《括地志》《太平寰宇记》等多部著作问世。

到了清代，地名研究领域扩大了，出现了历史地名词典以及多种文字对照的西域地名语源辞典。民国年间，大量介绍国外研究成果，研究中有新意，方法上有突破，如把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引入地名研究。出现了高水平的地名工具书。

新中国成立后，地名学研究工作蓬勃发展。年出版的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8册），把制图学方法运用于地名研究，可谓集中国历史地名研究之大成。

１地名关系到国家主权

地名的命名，总是有它的由来和含义的，也总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民族风俗等密切相关的。一个地方的地名是由哪个国家和民族命名的，它的由来含义是什么，根据“名从主人”的国际惯例，是确认领土主权归属的一个重要标志。

例如，位于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我国一侧的“珍宝岛”，自古即为我国领土。苏联当时的当权者为霸占该岛，先是将其更名为“达曼斯基岛”，继而于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和１５日两次挑起武装冲突。众所周知，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几千年来满族就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大量满语地名。如尼满河，满语意为“山羊”。明代在此设过“亦麻河卫”。这地方直到１９７２年才被苏联改名为“达利涅列钦斯克”，意为“远东”。

又如南海诸岛，向为中国管辖，汉唐之际就有“石塘”“象石”“礁石山”等称谓。１９５８年９月中国政府曾发表声明，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神圣领土。同月，越南领导人致函中国政府，予以承认。但越南却背信弃义，于１９７５年公然出兵侵占了我国南沙群岛的六个岛屿，并全部改为它们的名字，还在它们出版的地图上，把我国“南沙群岛”更名为“长沙群岛”，“西沙群岛”更名为“黄沙群岛”。

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习惯线以北地区，历来属于中国。这个地区的地名大部分是用藏语命名的，把“河”称“曲”，如“娘江曲”；把“山口”称“拉”，如“色拉”；把“地方”称“隅”，如“门隅”“洛隅”；把县一级地方行政区划单位称“宗”，如“中隔宗”“德让宗”等，无疑说明这里是中国领土。但当时的印度政府却公然违反“名从主人”这一原则，无理地向我国提出领土要求。这些事实说明，地名研究工作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事。

地名对于研究祖国的疆域变迁史也有重要价值。如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几千年来满族就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大量满语地名。如尼满河，满语意为“山羊”。明朝在这里设过“亦麻河卫”，清初杨宾著的《柳边纪略》中写作“伊瞒”。这地方直到年才被苏联改名为“达利涅列钦斯克”，意为“远东”。

２地名关系到民族尊严

外来地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他们强加给我们的外来地名几乎遍及全国，特别在我国西部地区情况更为严重。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对我国进行各种侵略活动。其中一批所谓探险家、传教士不断到我国边疆，甚至深入到腹地大量刺探军事、经济情报，盗窃珍贵文物，并测绘我国地图。

据印度测量局统计，１８６４—１９３５年外国人到我国西部地区“考察”测绘的就有１４６次，以英、俄两国人数最多。他们在测绘我国地图的同时，还肆无忌惮地对我国山湖关隘用外国的帝王将相、“知名人士”的姓名或外国的国名、地名进行命名，或按当时的某种特征用外语命名。

经初步整理，我们以新中国成立前陆地测量局编制的我国百万分之一地图和１９５６年后我国出版的和编绘中的部分中小比例尺地图为依据，查出我国西部地区已有外来地名５４个，其中见于公开地图上的先后有２２个。正在编制的某一西藏图稿上，藏北地区依然出现了１２个外来地名。［１］

如位于中尼边界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为藏语“女神第三”的音译，早在清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出版的《皇舆全览图》中即有记载，当时作“朱母郎马阿林”。１８５８年英国竟以印度测量局英人局长的名字，将它改为“额菲尔士峰”。１９５２年我国正名为珠穆朗玛峰。

在新疆民丰、且末两县交界处，普尔热瓦尔斯基于１８８５年以俄语“鲁斯克依（山）”命名，意为俄罗斯山；有的地图作留什山或柳什塔格。普尔热瓦尔斯基于１８８４年以１１世纪基辅大公的姓氏莫诺马哈给青、新交界处的山命名为莫诺马哈皇冠山（或叫莫诺马哈山）。１９７９年根据当地称说，经政府批准，定名为布喀达坂峰，系维吾尔语，意为“公牛岭”。

沙皇俄国还把黄河上游最大的两个淡水湖扎陵湖和鄂陵湖改名为“探险队湖”和“俄罗斯人湖”。

３地名关系到民族团结

旧中国，封建统治者执行的是民族压迫政策，这也反映在地名的命名上面。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原名“乌鲁木齐”，其含义一说为古代塞语，为塞种吐火罗一部落名称Saka-rauli的后两个音节的汉字节译。意为“柳树林”，一说系汉语“轮台”音转。清光绪年间则把它改名为“迪化”，意为“启迪教化”；内蒙古自治区首府称“归绥”，意为“归降平定”。新中国成立后，为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分别于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５４年将“迪化”恢复为“乌鲁木齐”，将“归绥”更名为“呼和浩特”，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又如青海省乐都县（今海东市乐都区）的引胜乡过去叫“胜番沟”；现在平安县的平安驿过去叫“平戎驿”；西汉在今乐都县境设置“破羌县”，等等。上述事例，虽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却说明地名确实关系到民族团结，必须严肃对待。

４地名研究有助于民族史的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族名来源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是民族史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如黎族，黎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汉文史籍是在唐代，《新唐书·杜佑传》里始用黎字称谓，宋代以后才普遍作为黎族的专用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其族称系因居住的地方称为黎或黎母山而得名。《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儋州·风俗》条载：“（儋州）俗呼山岭为黎，人居期间，号曰生黎。”又《桂海虞衡志》载：“（海南）岛之中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四旁，号黎人。”在我国某些少数民族的史称上常常冠以地名。依据前加的地名，查阅有关地方史志，为我们了解这一民族当时的情况，提供了捷径。比如苗族，秦朝时史称黔中蛮，两汉魏晋时期称武陵蛮。又因这一地区有五条河流，故又称五溪蛮。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五溪蛮已过着农耕生活。

又如裕固族，唐末五代时期称河西回鹘，后攻克甘州（今张掖）城后，被称为甘州回鹘。据《宋史》记载，有沙州（今敦煌）回鹘、肃州（今酒泉）回鹘、凉州（今武威）回鹘、秦州（今天水）回鹘等，其史称均冠以地名。

５地名研究有助于寻找民族迁徙的踪迹

在研究一个民族历史上的迁徙时，如果能把史料与地名结合起来进行探求，将能得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迁徙路线。以景颇族、阿昌族历史上的迁徙为例，在沿金沙江至怒江一带，至今还保留着许多阿昌、浪莪（景颇族自称）的村寨名称。据史书记载，古代浪莪（或浪速）地在今云龙县澜沧江西岸的表村、旱阳一带，而清代以后的浪速地则在片马以北，两地东西相距数百里，之间隔着怒山山脉、怒江和高黎贡山山脉。连接今日带有阿昌、浪莪村寨的地名，就可以划出古代阿昌族与景颇族操浪速方言的一部分人，沿金沙江至怒江一带迁徙的路线。

再以怒族的迁徙为例，云南丽江市九河乡的龙邑、大格拉、小格拉、剑川县的郎村，兰坪县的弥洛衣、恩照村等地名均为怒语，都是怒族先民居住过的村寨名称。这些地名说明在古代怒族是居住在丽江、剑江一带的，后来逐渐迁移到兰坪的澜沧江两岸，最后又进入怒江地区居住的。又如《汉书·地理志》有龟兹县，颜师古注：“龟兹国人来降服者，处之于此县，故以名云。”《新評注地理志》卷十三谓即陕西米脂县。古龟兹在今新疆库车县，汉代的龟兹县既然在现在陕西的米脂境，可见当时已经有一部分龟兹人移居陕西了。［２］

相反，由于地名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使某一民族的迁徙路线成为一大难题。如裕固族有一首民歌：“说着唱着才知道了，我们是从西至哈至来的人，西至哈至迷失了方向来的，青头山底下住下了，祁连山可爱的山，我们是从远远处迎着太阳光来的。”民歌中的西至哈至不见史籍，中外学者也无定论。这样一个地名便成了研究裕固族迁徙史中的重要难题。

６从地名看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关系

在侗族地区有许多以洞命名的村寨，像黎平、从江的顿洞、贯洞等地叫作六洞，岩洞、曹滴洞一带称九洞，等等。对这些地名加以历史考察，便可以发现这些地名反映了侗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据史书记载，隋、唐时期多称湘、黔、桂边境羁縻州所属地区为峒或溪洞。到了宋代，峒或洞成为羁縻州所辖属的行政单位（比县小），住在这一带的居民被称为峒民或峒人。后来，峒或洞便演变为对侗族的专称。

11世纪维吾尔族学者马赫穆德·喀什噶尔编纂的《突厥语大词典》对“桃花石”一名是这样解释的：“桃花石———摩秦国名。此国和秦相距四个月的路程。实际上秦有三个：（１）上秦在东是桃花石；（２）中秦为契丹；（３）下秦为八尔罕。八尔罕就是喀什噶尔。但现今桃花石被称为摩秦，契丹被称为秦。（桃花石）也可用于汗的称号。”“桃花石”意为“强有力”，曾是建立我国北魏（３８６—５３４）王朝的一个操阿尔泰语系的民族跖跋的名字。

喀拉汗王朝在中国西部建立后，大汗所上尊号中经常出现“桃花石汗”字样。西支的步离的斤称汗后，所上尊号为“易卜拉欣·桃花石汗”。这个称号见于步离的斤在１０５９年（回历４５１年）铸造的钱币上。而且凡有桃花石汗一名的地方，均易为阿拉伯语的《蔑力克———秦》，意为“中国之君”，这表明了他们同东方祖国的关系。

从《词典》对“秦”所做的释文，我们可以看到，《词典》在处理秦／摩秦的译名时把整体的秦译为宋、契丹和喀什噶尔；而中国就是由此三者组成的整体。看来，摩秦译为宋，狭义之秦译为契丹，这才符合当时的实况。“上秦”指中国东部，“下秦”指中国西部。这无疑说明了喀什噶尔与中央王朝的关系。［３］

７地名研究有助于民族语言的研究

罗常培先生认为：“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残留在征服者的语言里的，大部分是地名。”［２］并进而指出：“地名是语言学家最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一文中有专节论述法兰克方言，在列举语言学证据证明法兰克时代历史和文化的特殊发展时，十分重视地名证据，把它作为“现在仍然生存着的方言”的主要部分。季羡林先生于１９５６年发表的《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文中，［４］就是以地名“恒河”“须弥山”为据，指出使用吐火罗语的这个部族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初期起过桥梁作用。

民族古文字的释读工作难度是很大的，而地名却能为我们攻破难关找到线索。以古壮文为例，在今广西岭南西部地区的某些地名带有“那”字，经研究得知这是壮语，意思是“田”，这就为释读唐代创制的“古壮文”找到了一条途径。原来“”是上音下义的字，即读“那”，意为“田”。

又如契丹文（小字）与汉文对译的碑文，碑文中地名“梁山”为释读契丹文（小字）碑文，拟定契丹小字中某些字的音值，提供最为可靠的手段。

8有助于地理的研究

地名研究对地理研究也有重要意义。如今日汉阳位于汉水之南，似不符命名通则，这是由于汉水下游改道之故。明代成化初年以前，汉水在今汉阳之南入江，故名。宋代四大镇之一的汉口不是现在的汉口，是今汉阳的南市。自成化初年汉水改道经汉阳以北入江，汉阳之名依然保留至今。因此这对汉水改道的史实提供了一个方面的证据。

9从地名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

西藏的地名就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西藏地区在佛教传入以前曾流行“本教”，因此便有反映“本教”的地名，如谢通门县的“喷仲”，意为“本教村”；巴青县境的“本曲”，意为“本教河”。佛教传入后，又有反映佛教的地名，如佛教徒尊称释迦牟尼为法王，八宿县的“希娃曲吉”即意为“自在法王”。还有以神命名的地名，如“度母”为藏传佛教的一女神名，西藏以“度母”为地名的有许多。而且通过地名还可以看到宗教的势力范围，如通过地名分布的分析，可以看到本教的势力大多被限制在远离藏民集中居住区的部分地区。

10地名是考古调查的线索

考古调查是田野考古的一部分，是发掘之前的必要准备和摸底工作，它的对象主要是古代人们的居住遗址、城堡废址、古墓葬等。不少地名是直接起源于古代遗存，或者说起源于文物古迹。如陕西潼关县、甘肃嘉峪关市，均以古代关口命名；沈阳东陵区，即得名于努尔哈赤之陵；辽宁绥中县塔子沟村，即得名于辽代古塔。一般乡村的名称，带有城、堡、台、边、墓、坟、寺等字样的地名更为常见，弄清这些地名的来龙去脉，对考古调查十分有益。明代，辽东地区修筑了绵亘的边墙，因此，有许多地名至今尚与边墙有关，现以本溪市为例，如草河城（洪武十三年设草河千户所，成化四年建堡）、清河城（成化四年建）、碱厂堡（成化四年建，现成碱厂）、威宁营（万历三十七年建）、牛心台（因墩台得名）、近边寺（寺庙邻近边墙得名），等等。

无疑，这些城、堡、营、台、边等字都是辽东边墙在地名上遗留下来的产物，它们反映了当时边墙沿线及腹里的设置，有助于边墙实际走向的测定，对边墙遗址的考古调查，不仅提供了线索，而且起到了指示作用。近年，在清河城、近边寺等地，先后发现了不同类型的明代边墙，如山险墙、石墙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碱厂附近的桦皮峪南山上，发现了长达二千多米的保存较好的明代城墙。这些墙址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受了地名的启示。

由于地名学的交叉学科性质，考虑到地名学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虽然与语言、地理、历史等学科有关，但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综合研究方法，是一门与多学科有关的独立学科。地名是文化的镜像。地名学的研究犹如一座蕴藏丰富的综合性矿山，可供开采挖掘的财富众多。从文化学的角度来审视，可以发现这里面有许多内容都与我们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如地名与文化的关系就包括地名与社会文化心理、地名与社会生活、地名与宗教信仰、图腾崇拜、民族迁徙、地名对文化的反作用等等。因而有必要以新的理论背景、新的切入视角对地名学做一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我们认为，地名现象千差万别，纷纭复杂，但归根到底，它是人类文化之一。人类生存的环境和地域为何要有名字，地名如何发展演变，地名的形式结构，地名的内隐含义等等，都是由文化这个总根派生出来的，都可以从文化学的角度加以解释和验证。就连地名的物质材料——语言文字，也是文化在表层的投射反映，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如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一切对于人类活动、人类集团及人类思维和信仰的个别专门研究，必会和文化的比较研究相衔接，而且得到相互的助益。”

地名学用途很多，这里仅仅举例主要用途和功能，难免挂一漏万。

参考文献：

［１］曾世英，杜祥明.我国西部地区的外来地名［Ｃ］.//地名学论稿，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罗常培.语言与文化［Ｍ］.北京：北京出版社，.

［３］马赫穆德·喀什噶尔.突厥语大词典（维文）［Ｍ］.新疆人民出版社，.

［４］季羡林.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Ｃ］.//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

原文为牛汝辰《中国地名掌故词典》序（中国社会出版社，年）